思绪收束，江畋已然理清眼下要务——他出关之后的第一件事情，便是与河中营田群牧使温宪的会面。这场会面没有剑拔弩张的试探，没有暗藏机锋的交锋，具体过程只能说是乏善可陈、波澜不惊，却处处透着二人各自的心思。温宪如今身兼河中营田大使、岭西群牧使二职，这皆是朝廷授与的全新职衔，听着风光显赫，实则权柄空虚——除了来自安西都护府的有限支持，以及对当地四个都督府拥有名义上的部分管辖与约束力、可要求地方官府提供必要协助之外，便再无其他实权傍身。
事实上，温宪麾下可用之人极为匮乏，除了他从长安带来的亲随、扈从与仆役，便只有使团内部少数几个愿意留下来搏一搏前程的人，堪称是个无兵、无财、无人的“空头大佬”，处境颇为窘迫。但江畋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位前翰林馆学士，绝非寻常庸碌之辈，反倒称得上是个妙人，或是说，一个不甘寂寞、逆势而上的“奋斗逼”。被朝堂变相打发到这万里之外的外域他乡，温宪并未自艾自怨、沉沦于酒色犬马，也未曾破罐破摔、就此躺平摆烂，反倒被这份绝境激发起了骨子里的斗志，一心要在这河中之地，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仅仅凭借这一整个冬天的时光，温宪便借着自己尚未消退的朝廷钦使光环，再加上后续营田使、群牧使的官方身份，靠着“拉虎皮做大旗”的手段，在地方上运筹帷幄、折算权衡，步步为营，竟硬生生从各方势力手中谋取到了一大批资源，以及不少主动投献的人手，甚至还争取到了独立建衙的立足之地。这处据点选在了大宛都督府与康居都督府之间，地处大片草原延伸至荒滩丘陵的深处，坐落于众多中小河系汇聚的一座大湖之畔，是一座别名“车万”的小城，虽不大，却足以作为他扎根河中的根基。
除此之外，温宪还展现出了极强的手腕，周边游牧的几个藩部、聚落，皆被他派人软硬兼施收服，通过利益交换与相互妥协，让这些部落脱离了原本的归属，就此成为直属他这个群牧使门下的厩长、牧头、牧子，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牧力与人手。同时，他又从本地官府中挑选了一批熟悉地方事务的官吏，委任为副使、都监、判官，以及丞、主簿、直司、团官、牧尉等职，算是真正拉拢了一批可供驱使的地头蛇，也网罗了不少擅长放牧养马的本地贤才，初步搭建起了自己的治理班底。
江畋对此颇为欣赏，甚至有几分佩服——至少这种在短时间内无中生有、空手套白狼，硬生生从绝境中闯出一条路的本事，绝非寻常人所能拥有。即便他心中清楚，温宪在这个过程中，多少借助了自己这个“妖异讨捕”的名头与威势，尤其是在自己闭关之后，他更是见缝插针，借着江畋的威慑力，从以濛池国为首的河中诸侯群藩手中，弄到了不少人员、物资、财帛，以及诸多便利上的赞助与支援，温宪也未曾有半分隐瞒，会面时坦然以对、全盘托出，这份坦荡，反倒让江畋多了几分认可。
当然了，若只是如此，温宪也只能算是一位合格偏上的传统官僚而已；但江畋看得明白，这位前翰林馆学士，心底所求远不止于此。即便身处这人生地不熟的外域他乡，温宪骨子里的追求与上进心也未曾消减，绝非安于现状、苟且度日之辈。事实上，单靠他眼下聚拢的资源，再加上朝廷授予的营田大使、岭西群牧使名分，虽说谈不上穷奢极欲、极尽声色，可若只想沉溺于花天酒地的享乐，已然毫无阻碍。他甚至无需亲力亲为处理具体事务，只需以官方身份批复荒野开拓事宜，或是定期将官牧资格、相关头衔授权出去，便能轻松谋取一大笔可观身家。
即便温宪什么都不做，彻底躺平享受，也能名正言顺地收取那些被划入群牧监和营田司范围内、各色藩部聚落的产出分成，再加上周边诸侯藩属的例行进奉，足以安安稳稳度过余生。可他偏不，江畋清楚，温宪渴望在这全新的外域任上，做出实打实的成效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，更想留下能传扬后世的名声。而无论是他名下刚起步的营田司，还是群牧监，想要真正立足并发展壮大，终究绕不过一个关键的现实因素——良马。
相较于大宛都督府境内自古流传的天马血脉、汗血宝马，如今在两京十六府最为炙手可热、备受追捧推崇的，是当初辗转万里输送回朝的那一小群夜行异马的混血后裔。这批良马当年惊艳京中，士民百姓、豪门甲第、公卿贵胄，无不为之震撼。它们与安东出产的鳞马并称“飞影”，其产地并非世间寻常之地，而是江畋当年派人发现，且亲自出手镇压、扫荡其中妖邪威胁后，才成为多方势力共同开发、探索、分享收获的地下雨林空间。
江畋心中了然，温宪定然也清楚，自己若想插手“飞影”夜马的产出及附带收益，从中分一杯羹，就必须得到自己这位当初的始作俑者首肯。唯有获得江畋的默许与支持，温宪才能凭借朝廷赋予的光环和权威，再加上手中现有的资源，与那些参与地下雨林开发探索的各方势力，进行细节上的交涉与磋商，进而谋取属于自己的利益与话语权。
而这，也是温宪为自己“空手套白狼”崛起所付出的隐性代价，更是他试图打动江畋的交换条件。温宪主动向江畋提出，他会动用自家门世代积累的渠道和影响力，再加上个人仕途上的资历与威望，为江畋在河中之地的一切行事，间接代表朝廷中枢的立场，进行背书与支持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江畋的举动不涉及造反、自立一方这类十恶不赦的大罪，即便面临来自西国大夏的交涉与压力，温宪也能凭借自己的身份与家族关系，代为遮挡、缓解一二，为江畋省去不少麻烦。
为了取信于江畋，他甚至毫不避讳的，谈及到自身家世。温宪出身太原温氏，这一门第算不上天下顶尖显赫的门阀，却是最早追随高祖在晋阳起兵的元从门第，根基颇为深厚。其先祖可上溯至开国贞观年间，宰相温彦博的弟弟、时任礼部尚书的温大雅，也曾是朝堂之上的重臣。只不过，自那以后，太原温氏便逐渐沉沦，虽历代都有族人仕官，却始终徘徊于下僚，多在工部侍郎、瀛洲刺史、范阳县令、左金吾卫长史这类职位上打转，再未出过能影响朝局的大人物。
到了温宪的父亲温景倩一辈，家世愈发式微，温景倩一生只做到了南郑县令一职，便在任上去世。但历经数代繁衍，太原温氏依旧衍生出了许多支系，且分布在朝堂内外各个角落：其中一部分成为大内的低品侍臣，乃至负责记录君王及其眷属日常言行的起居郎、内舍人；另一部分则效力于秘书省，成为世代史官，或是服事于司天监，执掌天文历法之事。
江畋还从温宪略带自嘲的叙述中得知，他这一支，乃是因宗族内部的一段恩怨纠缠，主动选择跳出家族世代沿袭的轨迹，另辟蹊径走出的产物。相较于族中子弟多投身内廷、秘书省，循规蹈矩任职谋生，温宪的仕途则截然不同——他以正儿八经的荫受太学、国子监禀生身份，转入京师大学上三院之一的文学院修习，结业时本已取得优异的贡举选人资格，却毅然放弃，转而考取庚申年的文辞优达恩科，而后一步步从馆下校书做起，凭借自身才学与历练，跻身翰林馆学士之列，最终远赴这万里外域担任封疆大吏，这般履历与选择，在太原温氏诸脉各支中，已然算是个十足的异类。
对于温宪这般不假言辞、坦荡直白的输诚，江畋面上始终神色未变，依旧是那副沉凝淡然的模样，显然是不可置否。他素来清醒，自然不会仅凭这一面之词、一番示好，便全然轻信温宪的心意——人心隔肚皮，尤其是在这波谲云诡的外域权谋之中，任何轻易的信任，都可能成为日后反噬自身的隐患。
但江畋也并未拒绝，反倒不介意接受温宪所释放的善意与示好，在他看来，温宪如今身在河中，手握营田、群牧之权，只要能安守本分，在自己的位置上不给自己捣乱、不拖后腿，便已是难得的助力，算得上很好的结果。
至于温宪口中所言的、更多的朝堂背书与势力担待，江畋心中自有考量，通常情况下，也不过是听听作罢，未曾真正放在心上。他向来信奉“听其言，观其行”，温宪能否获得他更多的认同与实质性支持，终究要看后续温宪的实际举动，要看他是否真的能践行承诺，能否成为自己在河中之地可靠的协作伙伴，而非只会空口许诺的投机之徒。
但从另一个角度思忖，江畋也清楚，权谋之中，最稳固的从来不是情谊，而是利益。只要双方拥有足够的共同利益作为驱动，或是让温宪意识到，背叛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，大到足以让他无法承受、得不偿失，那么眼下这份基于利益与试探的默契与协作，便依旧能够相对稳定地维系下去，甚至能成为彼此在河中之地，对抗各方变数的底气。
思忖既定，江畋便不再迟疑，初步答应了温宪的请求，允许他派人进入地下雨林，参与其中的开发与探索，共享“飞影”夜马及相关产业的收益。而温宪见状，也立刻投桃报李，从怀中取出一迭早已准备妥当的空白告身，又附上一份以营田司、群牧监联合署名的公文扎子，递到江畋面前——只见所有该有的签章、押印皆已齐全，字迹工整、规制严谨，只需根据实际需求，填入具体内容便可生效，显然是早有准备，足见其诚意与周全。
只不过，这迭空白告身与联署公文，显然不是给江畋本人所用——它们真正的用途，是给江畋此前在河中地方悄悄安插、布置的那些外围势力，诸如负责巡查警戒的巡行骑兵，或是由奇人异士组成的异人营，提供权宜行事的便利与身份掩护。有了这些加盖齐全签章的文书，这些外围势力便能名正言顺地活动，避开地方诸侯藩主的警惕和戒惧，行事也愈发便利。
相较之下，另一边从西面大漠传来的消息，便显得复杂许多——来自夏国东境呼罗珊行省、霍山道，此前已与江畋一方达成某种默契与协定的当地总督潘吉兴处，陆续递来的十几封密信急递，拆开细看之下，只能说是好坏消息参半，暗藏着诸多变数。